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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查道炯:疫情下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应

 
     
发布时间:2020-08-22 新闻来源:淄博市成年爽片在线免费观看,成年爽片在线免费观看免费观看 有限公司 浏览次数:
 

  对全球化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多。如今的中美关系确实很复杂,是全球关系复杂化的一部分。美国对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定位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查道炯在地方政府系列讲座“疫情下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应对”主题讲座中的发言整理。

  看国际关系不能只看政治话语,而是要找到其中历史的规律去反思,疫情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个事件,我想提醒大家看反复出现且长久存在的挑战。

  一是极端天气,比如今年我国的洪灾、非洲的蝗灾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产业链运营的稳定性。比如作为汽车、手机零部件生产重镇的武汉,由于新冠疫情,国外对当地的零部件供应产生了顾虑。大约九年前的曼谷洪水也迫使当地的一些韩国、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外迁。极端天气不仅是科学家关注的问题,也是对本国灾害预警能力和防灾减灾准备的考验。

  二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与能源消费有直接的关系。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进入大气,对气候造成不利影响。一个国家的消费行为和方式会随着地球本身的自然动力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多边协定承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三是传染病的跨国流行。疫情防治需要技术支持和医疗设备,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竞争关系,也要看到国际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国际卫生条例》是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直接涉及传染病控制的国际法规则,其内容涉及传染病的监测、通报、检疫和防范。

  四是技术。技术进步可以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使人类能够更好的控制自然。但是,各国对技术扩散也是有所保留,俗话说“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同时,技术是要升级的,技术升级也是对低端技术工人再就业的打击,引起工人失业,家庭收入下降等社会问题。技术标准的趋同,有利于本国产品的扩散,但不利于政治干预产品的跨国流动。最先进的技术并不代表最好的技术或者最实用的技术,技术的运用还受制于人和人所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发展还在依靠低工资和低技能的劳动力,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五是全球对战争的忧虑。靠攻城略地占领资然而发展自己的时代早已过去。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低。核武器的使用有毁灭性的结果,更多是显示一种地位。未经历过战争的政客,在选举政治的推动下,言辞更加偏激,甚至轻言战争。

  如今的中美关系确实很复杂,是全球关系复杂化的一部分。不只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有贸易战,美国与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也有贸易战,中国与美国外的其他国家也有贸易纠纷。当前美国对中国社会存在一些情绪,包括“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错误”的言论,并不新鲜。

  对全球化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多。在过去,大家关注的全球化是通过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全球化的衍生问题始终存在,比如工厂搬迁之后,当地的员工如何解决。加州大学有一个日本教授叫大前研一,他曾在2001年,也就是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出过一本书叫《向中国转移》(China Shift),他考察了日本一半以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把工厂搬到了中国,他观察并分析了这些工厂搬迁之后,它们原来所在的乡镇面对的发展难题。从中国的角度看呢,我们是承接了其他国家主动转让的二手技术,属于互利双赢。

  可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能会有一方产生一些抱怨,因此就需要说理的地方,但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

  国家和地方应该如何应对“中美脱钩”?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更多地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因为这些国际组织可以制定标准、规则和行为具有国际软法性质,为大部分国家的企业所支持。而不是单纯依靠物美价廉来赢得市场。

  美国对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定位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美国在任何国际事务中都要出头,有一个说法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但在这四年来,美国总统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如果心平气和地看,这个口号类似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实美国国内也有一些关于“是不是把中国挡在外面就意味着做好了自己的事情”的辩论。

  另一个关注点在于世界由谁来领头。美国其实并没有自媒体描述的那种孤立,它主导“五眼联盟”打击华为,制裁香港、新疆。虽然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贸易战,但我们要看到全球性框架还是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美国经济的支撑。

  欧洲的脆弱感在增强,跨大西洋“西方缺失”。虽然欧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但应对本地区危机能力有限。欧盟还面临着移民潮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些人提出既然美国不欢迎我们的产品,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东方不亮西方亮。其中一种说法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是中国的备胎。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带一路也不是想怎么走就能怎么走的。拉美和非洲还处于全球经济发展动力的金字塔的底端,靠援助做投资是不可取的。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期有外资存在,比如日本是东南亚最大的投资国,而中国属于新进入的国家,首要考虑的是把投资做好做稳。同时,中国企业还是不能放弃在欧洲和美国市场经营的努力。

  第一,通过这一次疫情我们看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不是靠金融和房地产拉动。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的重要逻辑在于美国希望重振制造业,重新发展实体经济。维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涉及到文明、政治体制、人种以及文化问题,但是其基本载体是贸易和投资。绝大多数产品的全周期产业链都放在中国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在产业链的动态变化中追求安全和可控。

  第二,跨国经贸互动的根本性因素是不变的。一是技术标准及其执行的国际互联互动。这次疫情,中国出口了大量呼吸机和口罩等医疗物资,出口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就是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质量监管与国外要求是否匹配。二是生产组织能力,比如员工的待遇和长期培训、在培训。三是产品的营销能力。消费者存在“道义经济”观,消费行为遵循基本社会风尚和习惯,比如消费者可能优先购买本土品牌。 华为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 要把5G等核心技术真正的发展起来,形成“中国标准”,就像高铁一样; 投资本地化,企业“走出去”要顺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法律法规,雇佣当地的员工,在当地设立实验室、零部件生产厂; 市场导向,关注贫穷、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掌握消费者的个人偏好。

  第三,中国与外国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性。这种相互依存的建立需要制度性稳定。国家之间应该签署双边或多边的经贸协定并及时进行更新。企业之间应该依照协定而制定完善的合同,尤其是涉及商业纠纷方面。

  第四,接纳外国人在中国从事自己的事业发展。中国要做到“开放”,就要做到“人的开放”。当前中国已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可以类比日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工移民或者劳工派遣大幅减少。过去日本在东南亚、南亚的主要港口投资设厂,也带过去了大量的日本员工,比如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主要由日本公司建造起来。但随着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国内出现劳动力人口不足,国外的开发建设逐渐衰弱。中国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何对待外国人是重要议题,不仅要对他们进行管理,还要帮助他们长期在中国生活,真正的加入到中国。我国在2017年设立了国家移民局,也正在引导这种方向。这些人就像我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一样,他们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桥梁。

  第五,管理好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距离。经济距离不只是指产品价格,产品理念上的距离。西方跨国企业很重视ESG(environment、society、governance)理念,主要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方面。关于“治理”,总体来看中国企业的步伐比较慢。对于同质产品来说,除了道义因素,产品的社会文化形象营销也很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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